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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着川局，他再一次表达出了他对审查的建议：希望审查委员会能削减管理者的人数，增加从业者的人数，这里从业者既包括导演、制片、影评人、策展人、记者，也包括文化社会学的学者、儿童教育专家，甚至可以参考欧美，还包括平凡人，尤其是带子女的平凡人。也就是说，削减行政管理的成分，增加行业自治的成分，同时促进审查人员的年轻化、“无罪化”，别总是秋后算账，“谁给过了就等于谁犯错了，就等于谁觉悟不够高了”。在这样的机制之下，从业者从专业角度阐释电影说服其他人，争取更多行业自治，而不是行政管理。
他还是觉得现今标准太严太严了。打个比方，商业片中“负面现象”必须已经被解决了、已经不存在了，“当下问题”不被正视。第二位拿“欧洲三大”的大导曾呼吁分级，电影局则回复他说“电影全部代表中国”，可问题是，中国就是这样复杂呀，因为复杂，才立体，才勾人。
经常有人说导演们“摄制烂片还怨审查”“怎么xx能拍好片子，你不能？”兰生觉得十分无语。在正常的状况之下，总有一些人想拍或者擅长这个题材，也有一些人想拍或者擅长那个题材，百花争鸣。“A擅长拍某个题材，那BCDE都应该擅长拍同个题材，他们要是拍不出来他们就是破烂导演”的逻辑完全是狗屁。
…………
到下午，谢兰生跟电影学院一个领导又聊了聊，同时还有加州大学的一个终身教授，研究娱乐法的。
谢兰生想说，如果审查必须存在，那它未来发展方向该是“人治”变少，“法治”变多，可是，中国娱乐法、电影法这个领域一片空白。人才、教材完全没有，相关规定一片混乱，娱乐产业市场规模、法制建设并不匹配。美国娱乐法、电影法的研究则十分活跃，加州大学法学专业一直包含相关课程，也提供硕博学位，于是，谢兰生跟电影学院的大领导提了一嘴，政法大学、电影学院是不是能开设课程，培养人才，从法制的那条路来推动审查的前进，比如，完善电影公司行政诉讼的流程。
中国2004年就开始草拟《电影产业促进法》，也是“文化产业第一法”，“文化法治第一步”，可据说，其中进展并不顺利，许多问题悬而不决，到现在也没出来[注]。
他们几人想谈甚欢。看的出来，电影学院那个领导对增设“法学”也觉新鲜。目前，电影产业的投融资、版权保护等也要律师。
再出来，谢兰生跟那个教授自然而然地继续聊。
“分级目前并不现实，准备工作是很多的。”那个教授说，“首先，如果电影施行分级，各电影院如何保证少年儿童无法进去？能全做到吗？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的执行力度一直很软。这个部分不做推进电影分级无法实施。”“第二，目前中国电影盗版依然横行，十分猖獗，这个问题不解决掉电影分级还是不现实。第三……”